作家简介：曾国峰，男，湖南怀化人，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先后在湖南娄底、广东中山担任中学语文教师。2004年初来到南非，现为开普敦华文作协常务副会长。作品被《西非统一商报》《华文作家》《文学月报》《玉融文学》《华声报》《华侨时报》等报刊物所选发。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思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观点。大约在公元前八百年至公元前两百年期间，欧亚大陆的几个地区几乎同时发生了文明的突破，诞生了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以及中华文明。
满天星斗的中华文明
被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环抱的巴比伦，创造了楔形文字、建立城邦、制定法典、冶炼青铜，形成了最早巴比伦文明。
被尼罗河滋养的埃及，早早的获得了国家统一，建立了法老专制，创造了象形文字，建造了至今还震撼世界的金字塔、太阳神庙、女王殿。
被印度河与恒河培育的印度文明，发现了大量的石器、青铜器、印度方章。
但是，这三大文明却都在嗜血的跨国远征中，被命运肢解，最终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其中有很多故事成了今天的传奇与想象。
四大文明里中华文明也占有一席之地。这并不是命运的眷顾，而是中国已经具备了成为文明所需要的一切必要条件：青铜器的出现，文字的创造，以及制度的建立。
群星璀璨的“轴心时代”，是人类伟大思想传统的发端，也是人类精神给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尤其在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贤圣不明。中国却奇迹般的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韩非子等等，他们给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础，更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贡献。
老子和释迦摩尼几乎同龄，孔子比释迦摩尼小十几岁，墨子和苏格拉底年纪相仿，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年长一些，庄子比亚里士多德年轻，韩非子小阿基米德几岁。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上，这批文化巨人几乎是不约而同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为人类文明做出了终极思考。
分合交替的发展脉络
古巴比伦文明遗址位于今天伊拉克境内，但与今天的文化早已完全不同；亚历山大大帝带领着马其顿城中最年轻、最强壮的士兵远征埃及，让埃及彻底沦为外族人的统治，埃及文明随之湮灭；阿育王在完成对南方的征服后，印度也随即进入列国时代的分裂状态。
当然，中华文明在踏入文明门槛之后，也经历过一次次磨难，遇到过一个个危机。每一次中国要被分裂、被瓜分的时候，总有一股力量会站出来，力挽狂澜于既倒。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原因其实很简答：
一是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王朝开始，天下大势就变成：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二是大家普遍的心理状态是，统一是正常的，分裂是不正常的。
三是即使处于分裂状态时，每一个有实力的政权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的都是要完成统一大业，不论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不论是南方政权还是北方政权。
种种原因让中国没有步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历史的后尘，这就是中华文明独一无二的魅力所在。
幅员辽阔的特殊贡献
文明的发源从农业开始，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水源。巴比伦有幼发拉底、底格里斯两河；埃及有尼罗河；印度有恒河。中国除了黄河，还有长江、珠江。
此外，巴比伦、埃及和印度均位于热带或亚热带，中国则纬度与气候差异都极大。再就面积而言，埃及与巴比伦面积小，印度较大但比较单纯，而中国却幅员辽阔。
当然“大”并不一定都好。但文明有一个特性，就是会开疆拓土。在格局初定的起点上逐步伸展开来，此时地理面积的大小就决定了文明生命力的强弱。大致的估算一下，整个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面积至少超过了四百万平方公里。这是另外三大古文明望尘莫及的。
辽阔的疆域，多样的地形气候，让差异性变得特别丰富。处处都可以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每到一个新地方就如同进了一个新世界。每次中华文明遇到生存危机时，就转移到其它地方，由于能转移的地方多、面积大，让中国文化的传播变动更容易。从汉代到宋代，中原文化从北方向南方的迁徙过程就是一个极佳的例证。
追求统一的文化底蕴
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没有消亡，反而是唯一传承至今的文明，这既值得骄傲也值得思考总结。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问题实质是农民问题，农民所坚持的必然是农耕文明。年复一年的完成从春种到秋收的一系列复杂生产过程，他们必须聚族而居，固守热土，积累下来的思想是中国特有的乡土情结。他们不能接受远离故乡的万里征战。所以不会像亚历山大大帝或阿育王一样带领着最优秀，最强壮的士兵四处征战。虽然杀敌无数，终免不了客死异乡的结局。
当然，中国也经历过多次残酷的战争，但是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战场上发生的战事相比，性质则完全不同。他们不仅企图要消灭对手，甚至要消灭对手的文明；而中国要争的恰恰是中心区域的文明主导权，并进行内部整合。这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文化心理，那就是中国虽然也有对内征战，但这支由农民组织起来的军队并没有征服万里之外土地的欲望。
中国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战争，不是要消灭汉文化，实际上也不可能被消灭。不仅如此很多的少数民族最终还自觉接受了汉文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原因就在于内战不会消灭双方的文明，因为我们的文明是共同的。
文字的统一是极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必须感谢秦始皇，是他做了这件了不起的事。中国地方大、人口多、方言杂，但文字居然统一了。这件事对整个中华文明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于内战频发的中国，统一的文字成了所有人的交流工具，只要文字不消灭，文明的基因就不会消灭，一切的记忆就没有消失，很多潜藏的史料就都可以复活。
当然中国历史上多次经历分裂，尤其是三国两晋南北朝，以及五代十国时期为最，出现过很多造成分裂的人，但更多的是追求统一的人。无论是主张分裂的还是追求统一，这些人都是中国极为干练的政治家、军事家。如果一定要把这些人放在一起比较的话，会发现主张统一的人往往更得人心，也就更能掌控由乱到治的大局。正是由于这些促进统一的人的存在，让中国一次次的由分裂走向统一，而没有沉沦在分裂的泥沼中。
尊崇礼制恪守秩序
“统一”只是形式上的表现，如果没有内在秩序的约束，“统一”很快会也会变成一盘散沙，可见“统一”并不是力量的源泉，秩序才是关键。所以，古人花费了极大的气力制定出一套礼仪制度，目的就是要把秩序给固定下来。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人把秩序看的比个人生命还重，秩序成了社会的规范。
孔子一生颠沛流离，心心念念就是为了要“复周礼”。他勾画的蓝图是这样的，百姓的日常生活必须依照血缘、辈分、长幼、婚嫁来逐一运行，秩序井然。从这种秩序派生出来的礼仪、规矩也是人所共知的。再将这些家庭秩序逐一地放大、外移、扩散，使之成为社会统一秩序来辅助国家的运行。
《礼记·大学》：“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个由家到国的程序，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天下平。把齐家和治国连在一起了，家齐了，国家也治了。也就是说，以一个私人空间秩序来比较公共空间秩序的工程启动了。这个工程就是孔子梦寐以求的“家国同构”。后来，儒家的这种尊崇礼制恪守秩序的基因就融入到中华文明之中，且一直没有变过。
《资治通鉴》开篇也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纲纪是也。何为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说到底还在说秩序问题。因为这种礼仪等级在社会上一旦被默认接受，并继承下来就可以产生出巨大的功效。不论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有了前后左右、上下尊卑的参照标准，这样既保持了统治的充分有效，又避免了无序带来的互相伤害。
温情与敬意
鉴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的消亡给世人带来的启示。文明虽然是持久的，但文明也在演变。因为文明是动态的，它们衰落又兴起、分裂又合并。当知历史都是带着过去走向将来的，但不是直线向前，它中间尽可有曲折，有波浪，甚至有倒退。
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而言，中华文明中很多的优点与缺点是并存的。这在所难免，毕竟人无完人，文明大抵也会如此。长寿并不能代表完美，对待历史不能求全责备，我们对中华文明当以怀着一种温情与敬意的心态来看待，这不得不让我想起了钱穆先生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
历史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历史只不过刚巧赶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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