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曾国峰
老子是中国最早的哲学家，孔子是中国最早的思想家。但还有一位哲人不得不提，他就是墨子。当然诸子百家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有不同色彩的：老子有着洁白的银须，孔子面色如大地般的棕黄，庄子穿着朴素的灰褐色外套，韩非子坚守着紫铜色的刑罚，而墨子黝黑的皮肤就如同宇宙间的黑色。
孤独的墨子
为了阻止战争，他从鲁国的泰山脚下出发，穿过河南全境进入湖北，再赶往楚国都城郢。墨子急急忙忙、日夜兼行，鞋破脚烂也毫不在意，仅用了十天就赶到了楚国的都城。
所做的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他一直践行的理念-----“兼爱非攻”。也就是为着这个理念他越走越快，终于在楚宋开战之前赶到了郢，顾不得喘口气就先找到鲁班，说服他停止制造攻城的武器。
墨子见到鲁班直接说：“有人侮辱我，你能帮我去杀了他吗？我会付给你黄金作为报酬。”鲁班一听就不乐意了：“我讲仁义，不杀人。”墨子一听立刻对鲁班深深一揖，说道：“楚国攻打宋国仁义吗？你帮楚王赶制攻城的云梯和破城的战车，难道仁义吗？”
鲁班一听觉得有道理，所以黯然的坐下。墨子要求鲁班立刻引荐自己去见楚王。接下来他就要发挥舌战群儒的口才，去劝说楚王放弃攻打宋国。
一见到楚王，墨子就说：“现在有人明明有好车却要去偷别人的破车，明明有锦衣却要去偷别人的破衣，明明有美食却要去偷别人家的糟糠，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呀！”
楚王说：“这个人一定有病”。
墨子又说：“楚国方圆五千里，宋国只有五百里，楚国又大又富，宋国又小又穷，在这样的情况下，楚王还要攻打宋国，这也有病。”
楚王答道：“是呀！虽是这样，但是鲁班已给我造好云梯，我一定要攻打宋国。”
墨子接着道：“我只身一人来到楚国，你可以把我杀掉。但杀了我宋国就没人能防守吗？我已经安排了300 多名学生守候在宋国都城上等待着你们的进攻！”
楚王无奈，只好取消了攻打宋国的念头，宋国得救了。
墨子也因为此役对“非攻”的理念进行了成功的实践。做完这件大事墨子拖着疲惫的身躯从楚国归来，走到宋国恰巧天下大雨，他想前往宋国的城内避雨，而宋国守门人却不愿开门接纳他。
试想一下，如果不是这个淋在大雨中的黑衣人，此时此地早已是狼烟四起。真是救苦救难的人无人知晓，到处显摆的人天下皆知。墨子想想又在雨中出发了，他依旧是一位孤独的步行者，只不过这次是走在磅礴大雨之中。
侠义的墨家
墨子就是以这种孤胆英雄的侠义精神带出了一批追随者，被称之为墨者，他们都是敢于赴汤蹈火之士，谁又敢轻视呢？
在太平盛世，社会安定的时候百姓都安逸的过着自己的小日子，仿佛世界平静的如一汪清泉。但是一旦乱世来临，很多复杂的社会问题就会让儒家和法家都无法应对，这时就轮到墨家出场了。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家仿佛就销声匿迹了。但墨家其实没有真正的消失，只是隐匿了。而只有了解墨家背后的思想脉络，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乱世里的底层民众。
墨子早年曾学习过儒家思想，但是他并不完全认同儒家，于是自立门户，开创了墨家。墨家跟儒家有时候观点一致，有时候却又各执一词，最典型的就要数“利”和“义”的问题。儒家强调“重义轻利”，认为当“义”和“利”发生冲突的时候，人不能唯利是图，要重视道义，把道德伦理当作最高行为准则。
墨子却认为“义”和“利”就是一回事，当然墨子说的“利”并不是一己私利，而是国家百姓之利，“利”在这个意义上跟“义”一样有道德正当性。
为什么在很多情况下墨家和儒家即使面对同样问题，但结论却往往针锋相对？其实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不一样。孔子出身贵族，代表没落的贵族阶层，所以他特别重视维系贵族统治的“礼”。当然不要以为墨子就出身低贱，实际上他的祖上也是贵族，而且是大贵族。墨子的先祖是殷商王室，是宋襄公哥哥目夷的后代， 目夷生前是宋襄公的大司马，其后人因故从贵族降为平民，但到墨子这一代时已经没落成一个工匠，所以经常与社会底层的手工业者混在一起，这就让墨子的阶级属性起了变化。
周礼管的是贵族，像墨家弟子这样的底层平民，根本就不在周礼约束的范围之内。春秋战国旧体制崩溃，平民群体壮大起来，他们也希望有一套有利于自己的新思想，甚至符合自己群体利益的新制度。墨家思想反映的正是这群底层平民的愿望。
这群人的共同愿望，其实就是能好好过日子。墨子看到不管大国还是小国，战胜国还是战败国，只要发生战争，最先倒霉的肯定是老百姓。所以，他觉得好的社会应该是人人都能好好过日子，用他的话说就是“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
他不仅倡导和平，还身体力行，去阻止战争，用行动实践 “非攻”大义，去阻止不义的战争，当然这并不意味墨子惧怕战争。相反墨子率领的这批墨者，他们有着极强的战斗力，这也是他阻止战争，实现和平的实力。作为古代职业军人的他们不喜欢战争，他们追求和平，这才是墨者的最高境界。
独特的儒墨互补
有人说二十四史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叫二十四姓家谱，在漫长的朝代更迭中，中国始终是一个超稳定的系统，朝代更迭，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总是遵循这一治乱循环的规律。这就让儒墨之间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大尺度互补结构。
在太平盛世中，老百姓生活在血缘、地缘形成的稳定关系网络中，衣食无忧，他们更愿意当顺民，此时墨家就显得有些多余。但是在社会动荡、国家战乱，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的王朝末年，墨家朴素的理想主义就有了用武之地。墨子的信徒组织了一个墨者行会，平时这个行会里的成员虔诚地秉承墨家的思想传统，躬耕陇亩，身体力行，这个行会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武装团体。 墨家弟子其领袖被称为“巨子”。巨子的职位是由大家公认的贤者互相推举的，墨子就是墨家的第一任巨子，墨子的大徒弟、守住宋城的禽滑厘则是墨家的第二任巨子。墨家的成员都必须服从巨子的指挥，甚至可以“赴汤蹈火，死不旋踵”。
墨家弟子大多来自社会下层，从事农业和手工制造，主要职业是农民、工匠等。他们吃苦耐劳，纪律严明，作战勇敢，讲究信用，所以墨家一开始就具备了极强地信仰力和组织力。
要将乱世中的流民组织起来却并非易事。信仰起到了巨大作用，墨家弟子向往的就是这样一个绝对的平均主义社会，不问等级、身份、人人平等。不管是在墨子的时代，还是在后世，底层平民所要求的好处，其实都差不多。各种主张也许表达方式不尽相同，但是核心诉求都相似。
除了有信仰之外，还需要组织力。墨者们统一意志、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统一财产，因此在乱世之中墨者的战斗力相当强。等到天下大乱时，他们就是反抗强权、推翻暴政的主力。自先秦以来，这种潜伏在农民之中的墨家思想，就成为它们共同的精神底色。
举一个离咱们最近的例子，民国军阀割据时期四川最有势力的袍哥会大概有多少人？据说四川三分之二的男人都是袍哥，为啥？在兵荒马乱的乱世里面，只有依附袍哥，才能获得安全感。
钱穆先生有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他说墨子提出义薄云天，不问亲疏，视天下人皆为兄弟，天下父母都是自己的亲人。试想一下，墨家是一帮来自五湖四海的农民军，大家一起出生入死，假如还要分亲疏关系，这仗如何能打得赢？只有为着共同的目的去战斗，一人战死袍泽们为他善后，这支队伍才可能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你会接受儒家有等差的爱还是墨家的兼爱呢？
孔子讲人情，但墨子讲天理，墨子就是要用天理来抹杀人情。但在非极端的太平盛世里，儒家对人性的观察就要比墨家深刻得多。既有公的一面，也有私的一面；既要提倡大公无私，也要尊重家族社会的亲疏关系现实。何况古代的物质条件相对匮乏又如何到爱所有人的父亲如同爱自己的父亲呢？只能每个人从自己开始，担当道德责任，有余力的话，再推演开去。
但是墨家却过于严苛，要求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过分严苛的道德，只适用于极端特殊的情形之下。
钱穆先生很尖刻地指出墨家学说的短处，因为物质条件匮乏，不能平等厚待天下所有父亲，也只能一视同仁地薄待自己的父亲，将他当作别人的父亲看待。这种对亲人的薄情是很可怕的，孟子批评墨子讲兼爱，“是无父也”，道理也在这里。好在墨家对自己也很严苛，有牺牲精神，自有一种以身作则的道德魅力所感召，只是一般人做不到罢了。
历史就在这样的动态不平衡中形成了一个平衡系统，在治乱循环中的往复。儒家维持不去了，就转向墨家，墨家夺权后，势必又要重新回到儒家。如此治乱循环，才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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