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

老舍之死 作者：杨沫 1966年8月23日，这天上午，老舍也来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午，当他要回家时，汽车司机罢了工，不拉他回家了。他也就没有走。下午约三时，女红卫兵(多是中学生)来了一群，个个头上扎着两条小刷子，腰里系着宽皮带，气势汹汹。 她们一来，进驻文联的北大学生B同志(这时他似乎成了主宰文联命运的主人)招呼大家到院里去。烈日当空，这天天气特别热。我也只好从我们那间“学习”的小屋里，走到院里来。这时，只见萧军已被揪出，女学生手握皮带，正向萧军身上猛抽。萧军先是挺立着，后来被打倒在地。 我们许多人(有文化局的，也有文联的，因为两个单位在一个大院里)围在旁边看。我的心一阵阵紧缩。想退走，可是好像有什么命令不许人们走开。我正惶乱地犹豫着，这时骆宾基也被揪过来，挨着萧军，同样被皮带劈头盖脸地打了起来…… 接着，一幕更加惊心动魄的景象出现了：大院里一堆堆站着的人群中，不知什么人高喊一声：“××站出来!”于是被喊者急忙从人群中站了出来——站到大院当中。有人立刻把一块用铁丝系着的大木牌子，挂在被揪者的脖子上。 接着，喊一个人的名字，就站出来一个人——赵鼎新、田兰、张季纯、江风、端木蕻良、萧军、骆宾基，还有一些人，大概总有二三十个“走资派”、“牛鬼蛇神”，从南到北站成了一大横排，一个个都被戴上写着他们名字的、加上“走资派”“叛徒”“牛鬼蛇神”“反动权威”等名称的牌子。 那些造反者高喊一声某个人的名字，我的心就哆嗦一下；又喊一个人，我又哆嗦——似乎既为被揪者哆嗦，也为自己的命运哆嗦。真是吓人!在这一大排人里面，后来又加入了老舍——他也被人喊着名字揪出来了。我有点瞠目不知所措了。——天！这个老人受得住吗?…… 这天午后，烈日炎炎，文联大院好像一座蒸笼。我站在院里还可自由地找个阴凉点的地方站着。可是那些被揪出来的人，个个低头挂着牌子站在院里的烈日下，我愣愣地想，我有心脏病，如果也把我揪出来打一顿；再在大毒日头下一顿曝晒；很可能我会当场死去。可是幸运，这次我没有被揪，草明也没有被揪。 约莫下午四时，被揪出来的人，都被赶上一辆大卡车开走了，听说开到了国子监。那儿集中了北京各剧团的大量戏装——蟒袍、玉带、龙凤戏衣。革命小将把这些“四旧”集中在这儿，放一把大火完全烧掉了。还听说，一边烧戏衣，一边在大火旁边打这些制造、支持“四旧”的人。 别人被打得怎样，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把老舍(还有别的人)又用卡车拉回文联大院里来时，他下车后站在院子里，我看见他头上盖着一条白手帕，上面有斑斑血渍。见此情景，我心里又是一阵哆嗦…… 这时已约莫晚上七点钟了，那位进驻文联的北大学生、文联的主宰者仍不放大家走，也不叫老舍走。我不知他在那儿呆了多久，吃饭了没有？反正，天黑后，楼外台阶上亮起了电灯。灯下，又把老舍弄出来揪斗——在文联大门前的台阶上，有几个女学生紧围着他，询问他，不时还用皮带抽打两下。我们都被迫围在这个会场边——当时，我走也不是，站在旁边，心如火燎…… 我们中有一位作家还当场站出来，义愤填膺地批判老舍拿了美金。老舍这老头儿很倔强，他抿着嘴唇，双目圆睁，用嘶哑的声音驳斥这位作家：“没有！我没有拿过美金！”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切，心里既难过、又害怕，说不上是一种什么滋味。 反正我在夜11点多，才拖着疲惫已极的身体回到家中。刚刚躺倒在床上，我的心脏病就犯了…… 当时，为了保护老舍，怕他被小将们打坏，革委会的领导们，利用一个机会——一个小将又打老舍，老舍用胳膊肘一拨拉那抽来的皮带时，不记得是革委会的哪一位领导，立刻高喊一声：“老舍打人啦！不行！不行！送他上公安局！” 汽车把老舍送走了。他才从这烈焰滚滚的战场上被救了出来。这8月23日的一日一夜，将在北京文联许多同志的头脑中“永载史册”——也将与我的生命共存亡！ 半夜过了，老舍仍不见回家。他的夫人胡絜青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多次到门外、到她们居住的小胡同外的大街上瞭望——谛听。没有她熟悉的汽车声。怎么这个老头儿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学习，到这个时候了，还不见回家呢？她似乎感到了某些不妙；但她又不相信丈夫——这位被人尊敬的人民艺术家，这位刚从医院出来就积极参加“运动”“学习”的老舍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胡絜青跑出门外不一会儿，又急忙回到屋里——她怕有电话来，这电话会告诉她老舍的踪迹。果然，夜半1点过了，电话铃响了。那是北京市文联什么人给她打的电话，告诉她，老舍现在在西长安街六部口的派出所里，请胡絜青赶快去接他回家。别的什么也没说，电话就挂上了。 胡絜青愣了。这位画家怎会想到，自己的丈夫竟会被拘留在派出所里；她也想不通文联单位为什么不派车送他回家?这半夜三更的，胡絜青到哪里去找车把老舍接回家中呢？ 于是，50多岁的胡大姐，毅然一个人走上寂寥的暗夜里，走上空寂无人的街头。她东张西望，盼望遇见一个什么交通工具，可以拉着她去接老舍——因为不但老舍需要交通工具回家，她——胡絜青听到老舍被拘留在派出所里，她的方寸乱了，两腿颤巍巍的，已经举步维艰了。她要一个人从王府井大街的北头，走到西单附近的六部口，不怕要走到天亮吗?——老舍，她要见老舍！看他出了什么问题的心情急如星火。但街上没有人，更没有车。她踉踉跄跄地走着，奔向王府井南口。(实在不行，她也得从这儿向西走到六部口的派出所里去。) 碰巧，当她走到王府井南口外的时候，遇见了一辆三轮车，车夫是个老头儿。胡絜青好像溺水的人抓住了救生圈，她紧跑几步，喊住车夫，一把拉住三轮车把，恳切地要求三轮车夫拉她到六部口去接一位有病的老人回家。“天这么晚了，我要收车回家了。”车夫无意再做生意了。胡絜青恳求起车夫来：“您行行好！我那位老先生突然病了，叫六部口派出所救了。现在得赶快把他拉回家来——我家就住在迺兹府。” 车夫见胡絜青万分焦急的神色，动了恻隐心，慢慢问道：“您那位老先生身子骨沉吗?拉两个人，我岁数大了，蹬不动呀！” “不沉，不沉！他像我一样瘦小个儿。您行行好，把我们俩拉回家吧！您要多少钱都行。” 就这样，胡大姐来到了六部口的派出所里。一见老舍那副憔悴而且受伤的神色，她的心碎了！派出所的人没有说什么就把老舍交给了胡絜青。胡大姐搀扶着老舍走向派出所的大门外，老夫妻俩谁也不说话——这个时刻，人都处在半昏迷状态了，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可是，车子又成了问题：北京的三轮车小，只能坐一个人。两个人并排坐不下。于是，让老舍坐在正座上，胡絜青就坐在放脚的踏板上。车夫气喘吁吁吃力地蹬着——蹬着，那时间是多么长呀！从六部口到迺兹府好像有几百里路远……车夫吃力，老两口的心在流血…… 终于回到了家中，恐怕天都快亮了。老舍无力地倒在床上歇息着。胡絜青守在他身边。她多么想问问丈夫这一天的经过，究竟遭遇了什么事?但老舍没有多说话。他是衰弱无力?还是怒火攻心?一生中，他何曾受过这种侮辱?此刻他的心一定要比皮肉痛苦得多。使他更加不能理解的是，他，一个堂堂正正的作家，犯了什么罪，竟被送到了小偷、犯罪人出入的派出所? 天亮了，老舍起了床，连早餐也没有吃，他用嘶哑的声音对妻子说：“文化大革命——我还得去参加。我到单位去了。” 胡絜青看到丈夫那颓丧无力的神情，担忧地说：“你一定得去吗?别去了，在家养养。……” “不行，我一定得去！” 老舍昂然迈着大步走了。平日他的腿有病，行动有点困难，总得拿着手杖。现在，他的腿病好像忽然好了，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老舍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当日傍晚，文联的革委会接到了电话，说德胜门豁口外的太平湖里，浮现了老舍的尸体。…… “士可杀，不可辱”。我们的一代文豪老舍先生就这样被“四人帮”的“大革命”，葬送了他那永远放射着灿烂光辉的宝贵生命。 1983年4月追记于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