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北京奥运会，我在广州当记者。
我采访了两个家庭，一个是奥运首金陈燮霞的家庭，一个是参加男子击剑半决赛的一个家庭。
陈燮霞家在广州番禺的城中村，家里有庭院，有几间房屋，庭院里有一棵巨大的枇杷树。
陈燮霞获得冠军后的十几分钟内，省市区各级部门，先后宣布给与陈燮霞重奖，当天的奖金就高达500万元。
欢声雷动。
陈燮霞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说了。
几天后，我又去采访第二个家庭。
那名运动员的名字已经忘记了。
他爹在广州一座中专学校当保安，他妹妹在广州读高中，他娘跟着来做饭。
全家三口住在一间只有几平方米的房间里，两张床，一张案板，就占据了大部分空间。
偏偏全家都个子很高。
那天，是哥哥参加奥运会击剑半决赛，当地各级人员来到学校，在学校会议室里看大屏幕直播。
可惜，哥哥在比赛中输了，没有进入决赛。
所有人转身就走，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妹妹坐在地上大哭：“我哥哥进入半决赛，这也是中国在这个项目的最好成绩。”
但没人理，只有我上前安慰。
获得冠军的，付出了努力。同样地，没有获得冠军的，也付出了努力。
没有获得冠军的，也许只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让自己与冠军失之交臂。
如果唯冠军论，对冠军进行重奖，而对没有获得冠军的置之不理。
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
没有获得冠军的，同样需要你的支持和鼓励。
今年东京奥运会，全红婵获得女子跳水冠军。
这个14岁的小姑娘，家在广东湛江农村。
她说，她的妈妈还在医院住院，需要很多钱治病。
所幸的是，她获得了奥运金牌，妈妈的病终于有救了。
当地领导也亲自去医院看望她生病的妈妈。
全红婵的金牌，是一块最令我感动的金牌。
如果全红婵没有获得这块金牌，她妈妈有钱看病吗？
会有人到医院探望她的妈妈吗？
当地医院会保证说全力照顾好她妈妈吗？
她的那些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亲戚们，会来登门拜访吗？
这不，远在河南洛阳的一个“亲戚”都上门了。
全红婵还是个小朋友，她喜欢吃辣条。
河南洛阳的一家食品厂隔空喊话：
“如果你愿意，我们的辣条终生管够，再送你一个小卖部。”
而且，在全红婵获得冠军的第二天，一车辣条，从河南洛阳发往广东湛江全红婵的家中。
且问你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由此，我想到了《儒林外史》中的故事。
周进，一个60多岁的老童生。
童生的上面才是秀才，秀才的上面是举人，举人的上面是进士。考上进士，就能够当官了，最低也是个县长。
童生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的。
童生周进参观贡院，也就是科举考试的考场，想到自己60多岁了，还没有走进过这里面，一气之下，碰墙昏了过去。
几个做生意的同情他，就掏钱替他买了一个监生。
周进凭借着监生的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居然举人、进士一路平步青云，做了广东学道，也就是广东教育局局长。
发迹前，周进在学堂教书糊口，受尽奚落，人人瞧不起。
发迹后，周进教过书的那座学堂，被辟成了“纪念馆”，供奉着“周太老爷”的牌位。
更稀奇的还在后面。
周进做广东学道的时候，偶然看到了一个叫范进的人写的文章。
范进和周进经历一样，当年已经54岁了，还是个童生。
周进同病相怜，就提拔范进做了举人。
《儒林外史》中的名篇“范进中举”，横空出世。
范进没有中举前，穷困潦倒，冬天还穿着单衣，冻得直发抖。
老丈人是个屠户，屠户粗壮的手，经常打这个读书人的耳光。
范进中举后，老丈人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范进在前面走，他跟在后面，扯女婿衣服上压出的皱褶。
而且，全县的有钱人，都争着抢着和范进认亲戚。
连县长都来攀亲。
就像全红婵夺得了奥运金牌后，她妈妈说：“从来不知道家里还有这么多亲戚。”
这是一个嫌贫爱富的社会。
这个社会极为荒唐，极为丑陋。中国民间这样形容：恨人有，笑人无。
人们总是锦上添花，却没有人雪中送炭。
富贵的人高朋满座，贫穷的人门可罗雀。
《增广贤文》有句话：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
想起了我的前同事李忠杰。他后来担任湖北《新传奇》的社长、总编辑。
《新传奇》是湖北省文联主办的一本周刊杂志，每期发行量都在150万份以上。
李忠杰当社长总编辑时，身边围满了各色人等。请他吃饭喝酒的，络绎不绝。
有一天，李忠杰突然中风住院。出院后，需要坐在轮椅上。
这时候，陪伴在他身边的，只剩下我们当年的几个同事。
那些当初竞相舔他屁股的人，一个都找不到了。
世态炎凉，自古皆然。